雅典对苏格拉底态度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：

一、雅典民主制度的危机

政治动荡与民主脆弱性

苏格拉底审判前，雅典正经历“三十僭主”残暴统治被推翻后恢复民主制的动荡时期。战败带来的屈辱使公民对政治制度失去信心，社会敏感度极高，难以容忍任何被视为扰乱民心的言论或行为。

抽签选举的弊端暴露

雅典民主依赖抽签选举和轮番而治，但苏格拉底批判这种制度导致无能者掌权，主张应由具备智慧和德行的人治理国家。他的观点直接挑战了雅典民主的核心机制，引发广泛争议。

二、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行为冲突

哲学方法引发的敌意

苏格拉底通过对话式辩论揭露人们认知的局限性，这种“助产术”虽旨在启迪真理，却常让被质疑者感到羞辱。他的行为被部分公民视为对民主制度的蔑视，尤其是他拒绝妥协的态度加剧了矛盾。

“造神”运动与政治联想

柏拉图等弟子将苏格拉底神化，称其为“最聪明的人”，这种“造神”行为使其超越普通哲学家，被部分雅典人视为对神灵和民主的双重挑衅。

三、社会文化背景的推动

精英与平民的矛盾

苏格拉底出身贵族背景，其思想主张与平民阶层的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。他的批判性思维触动了既得利益群体，尤其是贵族对权威的维护意识。

诡辩文化的负面影响

当时雅典流行诡辩文化，苏格拉底因采用类似技巧辩论而招致反感。他的“毒害青年”指控虽实为青年对他的哲学审查不满，但也反映了社会对激进思想的容忍度降低。

综上，雅典对苏格拉底的态度是民主制度危机、哲学理念冲突以及社会文化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他的审判不仅是个人悲剧，更折射出古希腊城邦在探索政治与伦理关系时的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