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和孟子在“信”的主张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，主要差异体现在对“信”的内涵、实践方式及社会功能的不同理解上：

一、信的内涵差异

孔子

孔子将“信”作为“仁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强调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但反对机械式的“必信”“必果”。他认为，信应建立在“义”的基础之上，即言行需符合仁义标准。例如，《论语》中提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（第4条）这表明，对于孔子而言，信是道德行为的自然体现，而非孤立的道德准则。

孟子

孟子则更强调“行”的重要性，认为“是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；言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条》）他主张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诚信，而非空洞的承诺。孟子将诚信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，认为诚信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。

二、实践方式与侧重点

孔子

- 道德自律：

通过自我约束和礼仪规范实现诚信，主张“克己复礼”，恢复周礼的社会秩序。

- 教育功能：通过教育培养人的道德品质，强调“有教无类”，使人人都能践行仁义。

孟子

- 动态实践：

强调通过内在修养（如“养浩然之气”）和外在行动（如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”）的结合实现诚信。

- 政治应用：将诚信与政治理念结合，主张君主应顺应天意、行善积德，以仁政赢得民心。

三、社会功能差异

孔子

孔子的诚信观更侧重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和谐，认为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可以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善。

孟子

孟子的诚信观具有更强的社会实践性，主张通过仁政和道德感化解决社会矛盾，强调“民本”思想对政治行为的指导作用。

总结

孔子和孟子在“信”的主张上形成互补：孔子重信义与道德自律，孟子重实践与政治担当。这种差异既源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（春秋与战国），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从个体修养向社会治理扩展的演变过程。